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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发放企业职工的退休养老金分为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个部分。

经过30多年的高增长，经济增长和社会问题，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显然成了一对矛盾。目前，中国经济高增长导致低端固化，资源枯竭，环境浩劫和社会分化，到了难以为继的危险境地。

增长解决问题和增长促动升级，在经济发展之初也许是一个真命题，但随着经济规模扩大，收入提高以及经济结构成熟，两者的关系发生变化，这个命题成了伪命题。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速度降下来，才能为结构升级和解决公平等问题赢得腾挪空间。第二、速度降下来，数量型增长模式才能失去意义，经济才能产生结构转型的内生需求。第一、速度降下来，政府就可以有精力、有压力、有动力把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放在第一位。

因此，经济减速为转型赢得空间必须有前提条件。1995年左右中国提出集约式发展模式，但经济却在规模增长的道路上狂奔，离内涵增长越来越远。克鲁格曼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失衡可由阿瑟o刘易斯（Arthur Lewis）获得诺贝尔奖的模型来解释。

但保罗o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上周发表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文章，准确地找出了该问题的真正原因，这在主要评论家中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种很方便的解释，因为价格驱动资源配置的观点很容易为金融市场所接受。目前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比已经超过了50%，而三十年前则仅为20%。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的是，这些经济体经历过长达数十年的不平衡增长，消费占GDP比重曾经下滑20至30个百分点，然后才实现较为平衡的增长--而目前中国所走的似乎正是这条发展道路。

如果中国政府施行必要的改革措施，实现生产率的提升，那么中国经济在2020年以前都不会像克鲁格曼所说的那样撞上长城。受增长失衡对经济不利、消费支出遭到抑制等观点的影响，很多评论家错误地建议，中国应该更多地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但克鲁格曼接下来错误地指出，中国的城镇化连同工业化进程，"导致工资水平在经济走向富裕时仍然维持在低位"，中国为了避免经济增长严重放缓，必须尽快平衡经济增长。随着每年数百万农民工从小农业流向工业和服务业，其对整体国民经济数据的影响是，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自动下滑，并导致消费占GDP之比随之下降。韩国、日本和台湾是在人均收入达到12000至15000美元（按经调整的购买力平价衡量）时开始平衡经济结构的。当前市场在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评估相关政策选择方面遇到了困难。

中国经济增长失衡常被归咎于利率水平偏低或者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为何成功的增长模式会如此失衡？答案在于结构调整，当一个经济体从依赖农业转向以城市工业和服务业为主，会发生这种调整。该模型还展示了，在何种条件下，劳动力供给将趋紧，经济增长将放缓，中国经济也将最终更趋平衡--即达到"刘易斯拐点"--正如克鲁格曼指出，这一过程正在导致中国"撞上长城"。正是经济过早放缓导致了多数雄心勃勃的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较高的国民收入水平，这在拉丁美洲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目前面临的挑战是，进一步推进旨在提高生产率的改革。在经济理论中并不存在消费驱动型增长的概念。

特别是，在实际工资增幅达到两位数的带动下，中国的实际消费支出一直在以每年8%的速度稳步增长--过去十五年来这在任何主要发展中或者发达经济体里都属最高水平。该模型展示了伴随着投资的增长，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现代经济领域的转移，是如何导致经济快速但不平衡地增长的。

事实上，只有增长不平衡的经济体才成功地进入了高收入阶段，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增长势头缓慢的东南亚国家，走的才是较为平衡的增长路径。但绝大多数人已经转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应该更多地依靠消费驱动，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失衡几乎已成共识--消费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已经逐步滑至35%以下，为主要经济体中的最低水平，而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则升至45%以上，为主要经济体中比例最高的。因此，较平衡的增长模式将带来工资以及消费支出更快增长这一假设，并不成立。事实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只有少数几个欧洲以外的经济体成功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并且其中的绝大多数位于东亚--包括日本、韩国、台湾以及新加坡。一种极端表现是，部分观察人士开始讨论中国经济崩盘的可能。可持续的增长只有通过增加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和提高生产率才能实现

调结构、转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去泡沫化，都使得经济增速绝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高、那样快。习近平的"经济不能泡沫化"具有现实和深远意义，与"李克强经济学"的内涵一脉相承。

能源资源的竭泽而渔式、极大浪费式开发，土地的无节制占用利用，资本包括货币信贷财政资金的大投放，劳动力被廉价利用推进的出口，等等。也就是说，并不是要求每年增速都在7%以上。

确实，到2020年实现GDP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据测算经济年均增速要保持7%。总之，"经济增速低于7%是不允许的"曲解了年均7%才能实现双翻番目标的内涵。

首先必须弄清楚，是到2020年年均经济增速保持7%，这里的"年均"很关键，即：只要从2011年到2020年十年平均每年增长7%，就可以完成比2010年GDP和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上限下限论"以后，引起国际国内广泛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1日在武汉强调说，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环境遭受极大破坏，城市污染极度严重，地下水、空气皆遭受污染，民众健康每况愈下，资源能源等开始枯竭，土地耕地开始锐减。

因此，确定一个适度经济增速预期目标，或者确定一个经济增速的下限或者容忍度至关重要。其"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

要确保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今后几年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至少要达到6.9%以上。根据"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目标为7%。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泡沫在无限扩大，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等风险已经凸现出来。说出了内涵，但仍然没有给出明确的经济增速下限和通胀上限的数值。

给调结构、转方式、经济转型留出一个较大的空间。中国当务之急是调结构、转方式，把经济真正转到自主创新驱动、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上，转到以消费拉动为主上。这其中去泡沫化是绕不过的坎。李克强在日前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说，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比如，2011年经济增速是9.2%，2012年是7.8%，均高于7%，那么，至少有几年不必苛求7%，可以低于7%的增速。基本设想是，从2013年开始到2020年八年不到的时间里，由于前几年调结构、转方式任务较重，经济增速可以低于7%，但考虑到就业大军压力，下限应该在6.5%左右，最低容忍度在6%。

关系到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后劲，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关系到调结构是否成功，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成功转型。而且，生产要素大投资大投入的效益正在大幅度递减，生产要素边际投入带来的边际产出正在大幅度下降。

国内机构和经济研究人士在分析探究上限下限的含意以及具体数值目标。这种大投入大投资下，经济增速上去了，而社会却付出了极大成本，丧失了巨大机会成本。